前些年，揭开在天全縣城廂鎮向陽村三組的天全田野裏，佇立著兩組四根石鬥桅杆。石斗桅杆用青石材質雕刻，桅杆前一組在洪川廟遺址前，揭开經初步測量，天全兩杆之間相距16米，石斗遙遙相對，桅杆形狀標準完全相同。揭开桅杆總高8.4米，天全呈八角形狀，石斗底部周長1.1米，桅杆頂部周長0.5米，揭开上細下粗，天全在離地4米處套一個四方形大鬥，石斗鬥高0.4米，寬約0.8米，石鬥呈梯形，上寬下窄。石桅杆離地6.8米處又套有一小鬥，同樣呈四方梯形，小鬥高約0.3米，同樣下小上大。桅杆頂端經雕刻呈圓球筆管狀。其中一根石桅杆上豎刻有兩行文字，左邊為：甲戌科賜進士出身都尉府高興宗。右邊為：光緒丙子年季冬月，四房合族公立。後一組石鬥桅杆豎立在離洪川廟不到三百米，小地名叫幺（牽）馬坪的地方，同樣相向而立，外觀、形態、材料與前一組基本相同。

　　走訪當地村民，一位滿頭白發的老人告訴我們，以前的洪川廟是高氏家廟，而幺馬坪則是高氏家族的墳塋所在地。

　　 封建時代科舉製度規定，科舉選才分初試、會試和殿試三次，最終由皇帝欽定。進士分三甲，前三名分別叫狀元、榜眼、探花，桅杆上提到的高興宗名列二甲之序。

　　 據了解，石鬥桅杆是封建科舉製度的衍生物。在古代，讀書人一旦金榜題名，便成為天子門生、國之棟梁，意味著前程似錦、光宗耀祖。提榜之時，中舉學子在京城打馬遊街，風光無限，老家族人則豎石鬥桅杆、昭告鄉梓，其時，石鬥桅杆往往分兩組四根，一組立在宗祠，以激勵後人，一組立於族墳，告慰祖先，每根桅杆上套一大一小兩個石鬥，四根桅杆剛好八隻石鬥，寓意才高八鬥。在四川省，保存完整的石鬥地桅杆有巴中的薑氏桅杆、郫都區的鄧氏桅杆、溫江區的陳氏桅杆等。

　　 據《天全州誌》記載：清雍正之前，天全屬土司統治，由於地處邊陲偏遠之地，天全未設學塾，科舉無考場，即便是高、楊二土司的子弟也是外出寄讀，考試掛靠別的地方。直到清雍正七年（1729年），實行“改土歸流”後，天全始設州，開學設堂。天全的第一位，也是有記載的唯一進士是高溥，祖籍天全人，寄居郫縣（今郫都區），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考中進士。高溥先是分配廣東任職，後告老還鄉回天全原籍祭祖，在家族祠堂豎有雙鬥桅杆，並修刻高氏宗譜分發族人。

　　 高溥和高興宗是不是同一人？深入考察得出的答案是：他倆盡管都姓高，但不是同一人。《天全州誌》載明，高溥考中進士的時間是1840年，而高興宗賜進士的時間是1874年，前後相差了整整34年。 

　　 既然不是同一人，那高溥回祖籍所立桅杆又在哪裏呢？查閱《天全州誌·塚墓》，上有“五代安撫使高卜錫墓，在州西關外禁山麓。”據天全已故地方史專家裴大元撰文《高卜錫其人其墓》（原載1987年天全縣政協《天全文史資料》第六期）介紹，20世紀80年代，天全縣文保部門深入實地走訪勘察，最後在幾位老農指點下，方才解開了曆史之謎：高卜錫墓誌在禁門關岩坎上偏東的菜園地中，南對禁門關橋，西靠禁門關，北為大崗山，東為菜園。墓建於宋代，碑上有大宋字樣，墓前立有雙鬥石桅杆，石桅杆毀於新中國成立前，墓誌毀於1966年。由此推斷：這墓誌前的石鬥桅杆應該就是高溥祭祖所立。

　　 但奇怪的是，史書為何沒對高興宗考中進士之事做記載？按時間推算，高興宗賜進士是1874年，而清鹹豐八年（1858年）版的《天全州誌》已經成書16年，所以沒有收錄。

　　 綜上所述，曆史上，天全應該有兩位進士，前者是天全籍，但他是掛靠郫縣（今郫都區）獲得功名的進士，後者是在出身都尉府，參加科考，名列二甲序列，賜進士的高興宗。兩人都曾先後豎立了石鬥桅杆以示旌表，高薄所立石鬥桅杆在禁門關前，高興宗所立石鬥桅杆在向陽村。很遺憾的是，高溥祭祖所立桅杆被毀滅，我們現在能見到的就隻有高興宗賜進士時立的石鬥桅杆。如今，天全縣文管所已將立於向陽村的石鬥桅杆進行搬遷保護，待確定新址後，再進行展示。

　　 無論怎樣，作為邊陲偏遠之地，又曾被土司統治近千年，一向文脈薄弱的天全，能出兩名進士，確實出人意料，這也從另一角度反映了天全的鍾靈毓秀、人傑地靈。

       楊中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