鳥兒啾啾飛過，麦坪陽光毫無遮攔地照射在河邊，千年前河水奔騰。大型風起，中心吹動著河邊的城市白色蘆葦。
　　河中有一艘獨木小船，麦坪有人撒網捕魚；河邊，千年前成片的大型莊稼地，即將豐收；沿河的中心高山上，傳來“嗚嗚”的城市吼叫，那是麦坪獵手捕獲獵物後的喜悅歌聲……從成排的房屋中間，走來一群人，千年前這些人穿著由動物皮毛簡單製成的大型衣服。男人們滿臉胡須，中心人人都留著一頭長發……
　　這不是城市現代的鄉村風情，而是史前大渡河中遊“大型中心城市”的風貌。
　　這個地方，現在叫做麥坪，位於四川省雅安市漢源縣。
　　超越想像的史前文明
　　走過新建的大樹大橋，朝大樹舊集鎮前行，有著大量的史前遺址——獅子山遺址、龍王廟遺址、大地頭遺址、麥坪遺址、金鍾山遺址、擺魚遺址、薑家屋基遺址……
　　這些遺址貫穿時間長，最早可以追溯到4000年至4500年以前的新石器時代。
　　“這裏是大渡河中上遊最為平坦的河穀地帶之一，土地肥沃，位於交通要衝，翻越北麵的大相嶺可以到成都平原，翻越小相嶺可到西昌，往西是青藏高原，往東則是長江、中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瀑電考古隊領隊劉化石說，“因為區位優勢，古人選擇在這裏生存也就不足為奇了。”
　　但在挖掘中，出土的大量遺址和文物還是讓考古工作者們感到驚奇和興奮，“完全超出了想像”。
　　考古工作者僅在麥坪遺址就發現新石器時期房屋基址200多座，還有部分墓葬、窯址等。
　　房址可分兩大類。一類為幹欄式建築，平麵呈圓形、長方形或近方形。另一類房址有牆體基槽，牆基內大多有圓形柱洞，為木骨泥牆式建築；部分房基內未見柱洞，但殘存有壘築的牆體。這類房址多為方形或長方形，室內多有圓形灶，多座房址的北部發現有門道。許多房址的門朝向一致，北部牆體處在同一直線上，有明顯的組群關係。
　　“這是最早的街道雛形。更重要的是，麥坪遺址已經形成了聚落地的功能分區。”劉化石說，“從遺址來看，其生活區、工作區、墓葬區、工業區區分明顯。就房屋來說，已經發現有些房址有幾個房間，呈單元組合結構，類似於現在的套二、套三房屋。這種新石器時代的單元組織結構的房址，在川內是首次發現，在全國也很罕見。”
　　“位於漢源縣大樹鎮的遺址呈連續分布狀，相互均有聯係，出土文物有一致性，其中麥坪遺址規模最大。”劉化石說：“我們可以推測，4000多年以前，這裏應該是一個以麥坪為中心的較大人群聚落地。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一個‘特大型中心城市’。”
　　由此，可以認定4000多年前，甚至更遠的時候，漢源人類文明發達程度超出了現代人的想像。
　　
　　濃縮五千年曆史的遺址群
　　就在數千年前的麥坪，一群無名無姓的人虔誠地埋葬了他們深愛的人。
　　他們用石塊堆砌成棺材，棺材的周圍擺放著他生前使用的器皿。對於當時的人而言，死亡並不意味著結束，而是死者開始另一種生活，因此，生活的用品、工具是必須帶上的。
　　幾千年後，這些器皿、工具成為現代人還原他們生活的一種佐證。
　　此次考古中發現的石棺葬，其開口地層屬新石器時代晚期早段，是目前四川地區發現最早的石棺葬，這為研究這種葬式的起源和發展提供了重要材料，也為研究大渡河流域早期先民的種族、葬俗等提供了新線索。
　　麥坪遺址出土遺物主要為石器和陶器。石器較為豐富，磨製石器以锛、刀、鑿、網墜的數量最多，另有鉞、雙端刃器、錐、餅、球、斧、研磨器、飾品等。從出土的石器可以推斷，當年麥坪的農業已經較發達。但當年的人種植哪種農作物，尚無結論。不過，伴有農作物殘留的泥土已經被送往科研機構化驗分析，很快就會有結果。
　　通過對出土的大量陶片進行複原，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專家發現，當年麥坪的陶冶工藝十分發達，陶罐、陶缽、圈足器、平底器、圜底器，器類雖然不多，器身紋飾卻非常豐富和精美。
　　劉化石說，麥坪遺址內還有成片的燒製陶器的遺址，這是當年的“工業區”。
　　而網墜、魚骨等文物的出現，證明當時捕魚是重要的生活方式；箭頭、燒烤過的動物骸骨則證明狩獵也是當時重要的食物來源。可以想像，那時的大渡河沿岸平壩對人類來說是相對完美的生存環境。這裏不僅沒有饑荒，甚至可以說是“豐衣足食”。
　　於是，在漫長的曆史中，始終有人類生活於此。隨著考古工作的不斷深入，大渡河中遊各時期遺址紛紛呈現出來。大渡河中遊遺址考古工作“遍地開花”，涵蓋了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晚期、商周、戰國、漢、南北朝和唐宋等時期。
　　5000年的人類文明史在這裏濃縮。
　　
　　他們從哪兒來到哪兒去
　　那麽，4000多年前生活在麥坪的人類，又是從哪兒來的呢？
　　這個問題沒有答案。
　　麥坪遺址離舊石器時代的富林文化遺址不過10多公裏。那麽，麥坪遺址生活的人類是否是富林文化的延續呢？
　　“富林文化屬於舊石器時代，年代在10000至12000年以前；麥坪遺址屬於新石器晚期，年代在4000年至4500年前之間。中間有5000多年的缺口。”劉化石說：“但在麥坪遺址發現的少部分石器中，與富林文化特有的小石器有些相似的特征。比如，它們都是用兩塊石頭相互壓製而成。但由於缺少更多的證據論證，麥坪遺址是否是富林文化的延續，很難得出結論。”
　　那麽，生活在麥坪的新石器時代的人類，是不是從其他地方遷徙來的呢？
　　“從漢源周圍的同時期遺址來看，大渡河中遊考古文化，既不同於成都平原考古文化，也不同於岷江上遊的考古文化。初步看來，這是一支單獨發展的文化，它沒在任何地方出現過。”劉化石說，“大渡河中遊考古文化周圍僅有西昌的安寧河遺址與之有聯係，其出土的陶罐，紋理相似。但安寧河遺址晚於麥坪遺址，我們隻能推測，安寧河遺址的文化有可能是從麥坪過去的。”
　　麥坪古人類的來曆，現在仍是一個謎。
　　麥坪遺址不僅僅是一個新石器時期遺址，曾有一段時期它一直處於不間斷的發展和繁榮之中。
　　從出土文物來看，麥坪遺址的文化應存時於4500年至2500年以前，3000年以前是它的一個繁榮時期。這時候，麥坪文化已經開始受到蜀文化的影響，但還保持著自己的獨一性。在西周至春秋戰國時期，這裏出土的墓葬，已經具有少數民族風格了。而漢代以後，出現的墓葬則是以漢文化特性為主。
　　曾經的麥坪文化消失了。這又是一個謎。
　　
　　通途促生文化交融
　　文明的瓦解並非來自某一單純因素，也許，漫長而韌勁十足的文化交融是一個原因。文化交融帶來的，也並不是替代或消滅的關係，一種新的文化也會因此而生。
　　大渡河中遊的新石器時代遺存以漢源穀地大樹鎮龍塘山北麓的遺址群為中心，是四川盆地除川東峽江地區、岷江上遊、成都平原之外，史前遺址分布最為集中的地區。川西平原地處四川盆地的腹心地帶，也是盆地考古學文化的集中地和發散地，以三星堆文化為核心的蜀文化盛極一時，而對其淵源即該區域史前考古學文化麵貌（也稱早蜀或先蜀文化）的認識和探索一直是四川考古學研究的重要課題。
　　在麥坪發掘的商周文物中，有陶器。“陶器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小平底罐、高柄豆、尖底罐等器物，明顯受到成都平原蜀文化因素的強烈影響；另一類為侈口罐、桶形器、缸等器物，這應該是大渡河流域的一種土著文化。”劉化石說，而桃坪遺址祭祀坑中，出土了各類商代陶器殘片數百片，絕大部分陶器與三星堆文化中期相同或相似。這證明蜀文化的影響在商代已達大渡河中遊。
　　大渡河中遊考古發掘的重要性在於，發現了這裏曾是文化的交匯點，是文化的走廊。曆史上的各種文化、各個時期的文化，在這裏形成了東西南北“米”字形的交匯區。
　　在遠古時代，文化的交融離不開道路的暢通。
　　在中國的遠古時代，南絲綢之路曾經是中國南部最繁盛的一條商道，綿延在西南廣闊的崇山峻嶺和滔滔的河水之間，水陸相連。大渡河中遊地區是古代南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也是曆史上黃河上遊甘肅、青海地區經川西高原南下，進入雲貴地區的文化走廊、民族走廊，因而在曆史學、考古學、民族學等諸學科領域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
　　與三星堆文化中期相同或相似文物的出土，則可證實南絲綢之路的形成時間。現在，三星堆出土的金杖、金麵罩、青銅人像等具有明顯的近東文化風格，可以從美索不達米亞和古代埃及出土文物中找到蹤跡。
　　很多四川學者堅持古蜀經過南方絲綢之路與近東發生聯係的觀點。如果真實，那麽大渡河中遊的群落將是一個重要的節點。他們認為，從文化的發展方向看，大渡河中遊的考古發掘，向人們揭示了三星堆文明的來源和去向，可以說，大渡河中遊文明是三星堆文明的重要來源，同時，三星堆文明、巴蜀文明又通過這裏得到傳播和弘揚。
　　已經有專家預測，等到整個野外考古發掘結束後，大渡河中遊定能重現南絲綢之路昔日的輝煌。
　　
　　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之一
　　一個遺址被定名為“文化”，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必須要有獨特性、獨一性，同時，還要有非常重要的文化麵貌。
　　現在四川被定名為“文化”的遺址，不過三星堆文化、富林文化等寥寥幾個。
　　“從現在的考古發現來說，以麥坪為中心的遺址群落被定名為‘文化’隻不過是遲早的事。”劉化石說，“這次發掘很多隨葬器物及放置方式屬於首次發現，對於全麵揭示，以漢源穀地為中心的大渡河中遊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麵貌，和建立該區域的史前考古學文化序列及編年提供了全新和全麵翔實的資料。”
　　在2007年，麥坪遺址考古曾被定為“年度6大考古發現”之一。
　　更多專家認為，這裏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之一。
　　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所長、中國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李學勤主編的《長江文化史》一書，第一次全麵係統論證了長江文化在中華文明史上的重要作用與地位，第一次提示了長江文化同黃河文化一樣都是中華民族文化的主體。而《中華巫儺文化史》一書進一步闡明，中華文明的發源地是長江而不是黃河。
　　大渡河中遊發掘的大量遺址和文物說明，早在新石器時代，大渡河中遊因為日照充足，土壤肥沃，水源豐沛，人們聚居於此，生活富足，農業發展較早，孕育了人類文明。而全長一千餘公裏的大渡河又是長江的重要支流之一。
　　我國的近代考古界泰鬥，曾任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的蘇秉琦，生前在上世紀80年代初曾說：“中華文明有多處發祥地，黃土高原及黃河流域盡管是中華文明重要的發祥地，但並不是唯一的發祥地。四川將會對中國人類文明的起源，給出意想不到的驚喜和答案。其中，大渡河流域是最主要之處。”
　　專家認為，縱觀瀑電淹沒區的遺存，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大渡河中遊應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之一。記者高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