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之英著作

劉湘送給吳之英的通儒硕学金字匾

吳之英等題寫碑名的四川保路運動紀念碑

1912年冬，四川高等學堂整潔的研究學生自修室中，七位衣著樸素的传统同學在聚精會神地讀書寫作。

維新變法時期的文化《蜀學報》，吳之英任主筆。通儒硕学

遊客參觀吳之英故居“壽櫟廬”

　　日月兩輪天地眼，研究讀書萬卷聖賢心。传统

　　2018年9月27日上午，文化四川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成立大會在四川大學望江校區隆重舉行。通儒硕学由著名蜀學大師吳之英後人吳洪武（名山區人）分別用楷、研究草、传统篆、文化隸體書法題寫的通儒硕学“天人合一”等5道匾額、6幅對聯，研究高高地掛在四川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大門和門柱之上。传统

　　走進書香盈室的中華文化研究院大門內，一堆堆的書籍整齊地擺放在桌上。整個四合小院幹淨整潔，環境清幽，是讀書治學的理想聖地。

　　100多年前，名山人吳之英成為尊經書院（由洋務派首領張之洞於1875年創辦，1880年由著名經學家王闓運主持，1902年改名四川省高等學堂，今四川大學前身）的一名教授，並在這裏成為一代名師。

　　《四川通史·吳之英及其壽櫟廬叢書》記載：“吳之英不愧為四川曆史上在振興蜀學和傳統文化研究上有傑出貢獻的愛國學者。”

　　四川大學“尊經四傑”

　　“伯兮朅兮，邦之傑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1857年2月18日，一聲嬰兒的清脆啼哭，打破了名山車嶺吳溝一戶書香宅第中的寧靜。大人們給這個嬰兒取名叫吳之英，並取《詩經·衛風》中所蘊含的意思，給他取了名字“伯朅”，祝福和希望他今後能像“邦之傑兮，為王前驅”這句詩寓意一樣有所出息。

　　吳之英到了4歲4個月4天時，爺爺吳文哲開始讓他跟著自己念起了書。

　　“兒時四歲餘，啞啞解言語。祖父授《五經》，句讀尚離胥。”吳之英長大後，在他的詩中記述說。

　　吳之英在爺爺的教授下，一邊用心讀書，一邊開始了描紅習字。到了6歲時，爺爺吳文哲給他做了一個沙盤，教他在沙盤上用木筆練起了字；9歲時，吳之英手中的木筆已經換成了鐵筆，爺爺和父親教他練起了顏（真卿）、柳（公權）的楷書字體。

　　“寫字如撐逆水船，氣長力足破浪前；心摹手追出佳作，神不專一練枉然。”嚴格的家庭教育，讓吳之英在書法的練習上進步很快，而吳之英對書法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1870年，吳之英的爺爺吳文哲去世後，吳之英開始隨父學習經史古文。第二年，雅州府試開考，吳之英在考試中一舉奪得頭魁。

　　1875年春，由於洋務運動的興起，工部侍郎、四川宜賓興文人薛煥聯絡官紳，上書四川總督吳棠和學政張之洞請求建立全省最高官辦學府“尊經書院”，學校建成了，並將在全省挑選府縣的高才生百人進學。

　　這次，名山的茂材吳之英入選了。

　　原來，博覽群書的吳之英不僅對傳統國學的經史詞章已經有了較深的造詣，並尤其精於《周禮》、《儀禮》、《儀記》。工書法、善駢文的吳之英，還與綿竹縣的楊銳（後來的“戊戌變法”六君子之一）、井研縣的廖平（後來成為晚清著名經學大家）、富順縣的宋育仁（後來成為在四川開辦報業的“第一人”）一起脫穎而出，並被人稱為“尊經四傑”。

　　來到尊經書院讀書後，吳之英更是一頭紮進了知識的海洋中。刻苦學習的吳之英學業日漸精進，他的詩詞歌賦、經史文章，聲韻樂律、經方星經之學，均有所成就。

　　四川早期報紙《蜀學報》主筆

　　中日甲午之戰爆發後，東西列強虎視眈眈，沙俄占旅順，日本吞台灣，德國索去膠州，法國窺視兩廣，清朝帝國國勢日益不振。而此時，以康有為、梁啟超等推動的維新變法，開始蓬勃興起。由於受到維新運動的影響，光緒皇帝也有誌圖強，並準備破格選用人才以輔佐國政。

　　吳之英與楊銳、劉光第、宋育仁等都受到了重用。楊、劉二人被提拔到變法維新的重要部門，在軍機章京上行走。曾出國考察的宋育仁奉旨到四川主持工商礦務等，並發起組織“蜀學會”，力圖實現維新變法和圖強救國的目的。吳之英也積極參加蜀學會的活動並擔任了主講。

　　1898年初，宋育仁受聘出任成都尊經書院院長。當宋育仁赴成都任職後，他約集同誌，聯為社團，將先前在重慶創辦的四川第一張報紙《渝報》報名改為《蜀學報》，報館就設在成都尊經書院內。

　　之後，宋育仁聘請吳之英擔任主筆，增聘井研人廖平任總纂。1898年3月，經報社同仁努力，《蜀學報》終於在成都出版了。

　　由於完全利用原《渝報》在四川各地的發行渠道，《蜀學報》的發行輕車熟路，很快便上了台階，發行量與當初的《渝報》不相上下。到後來，發行突破了2000份。

　　宋育仁聘請的主筆吳之英和總纂廖平，都是文壇高手，精於時事詩文。尤其是吳之英，他在詩詞歌賦、經史文章、聲韻聲律各方麵均有很高造詣。擔任《蜀學報》主筆後，吳之英連續寫作發表了《蜀學報初開述議》、《蜀學講義》、《政要論》、《礦議》、《救弱當用法家論》、《法家善複古說》等一批直接針對清廷政治、經濟時弊的文章。

　　由於宋育仁、吳之英等愛國維新誌士的不懈努力，在四川形成了維新變法的熱潮。維新變法思想廣泛傳播，變法改革之舉激蕩人心，促進了四川人民的思想解放和覺醒。

　　“《蜀學報》雖在西南僻地川省創辦，但京城要聞卻期期見諸文字。凡有維新變法要聞，均予編發，如京城成立強學會、保國會，維新派人物的動向等，均有報道。”

　　後來，《蜀學報》從第四期起，甚至還連載了《康有為呈請代奏及時發憤革舊圖新摺》，並發表《擬保國會章程》。由於《蜀學報》所載文章順應潮流，文風大膽潑辣，直指時弊，直陳強國主張，一時間影響頗大，發行量呈供不應求之勢。《蜀學報》這一時期之所為，完全成了四川變法維新派的喉舌。

　　後來，慈禧發動“戊戌政變”，維新派人士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等遭慈禧下旨殺害。《蜀學報》和蜀學會隨即遭禁，宋育仁被罷黜回京賦閑，《蜀學報》主要責任人員均受審查。報紙被迫停刊後，吳之英便離開成都，回到了名山車嶺老家。

　　吳之英把他名山的棲身寓所題作“壽櫟廬”，意思是取《莊子》的“無為有為”思想，將自己比喻成一棵普通的櫟樹，因為“非用材”而得以苟全性命於世。“鑿室成偏井，因棘成短籬；藤來牽幼竹，風吹落燕泥。攤藥趁日正，磨磚補溜欹；仰窺天際鳥，心與萬峰齊。”

　　楊銳等人被殺的消息傳來後，吳之英十分悲痛。他專門寫了長詩和挽聯，哭楊銳、悼楊銳，高度讚揚“戊戌六君子”。

　　題寫保路運動紀念碑銘

　　“……但見來遊不見歸，啼猿空為遊人悲。蜀國於今已瘠土，官商猶自說天府。艫舳千裏閼夔門，趙王公子楚王孫。穿礦采珠棼跟址，山神不綠江神死。竊得卓財又竊女，嬋媛久滯豪華旅。近肉遠絲酣舞筵，襄王一夢三千年。明月鄉心歸何處，鶯花屢新裘馬故。縱餘資斧足纏腰，膏火相煎利倚刀。”吳之英以犀利的筆調，揭露出當時社會的炎涼、黑暗，以及一個個強權官紳富賈的貪婪、荒淫。

　　1884年（光緒十年），吳之英和宋育仁、廖平等受資州（今資陽）牧高培穀之邀，任資州藝風書院講席。

　　1886年，吳之英在尊經書院的同學宋育仁也準備到北京去應朝試。在他離開資州的藝風書院時，宋育仁推薦吳之英去頂替他主持書院的工作。“清代四川唯一的一名殿試狀元駱成驤，最初就是受業於資中藝風書院。此時，駱成驤是吳之英的學生。”

　　此後，吳之英又應簡州（今簡陽）知州馬承基之邀，輾轉到了簡州通材書院主持工作。這時，33歲的吳之英還同時兼在成都尊經書院、錦江書院講學。

　　記者在吳之英故居陳列的資料中發現，2013年4月，四川大學望江校區出土四川尊經書院石碑，上麵刻著50個學生的姓名、學號、年齡、籍貫等信息，他們分布於瀘州、仁壽、華陽、南充、彭縣、犍為等川內各地。這塊刻立於1885年的“四川尊經書院舉貢題名碑”，是為了表彰這些舉貢的書生，石碑就是當時書院的“光榮榜”。在這塊見證100多年前四川大學辦學曆史的古碑上，是由當時任書院山長（即院長）王闓運記錄、吳之英書寫的碑文。

　　尊經書院是蜀學的基地，吳之英入學尊經書院十年後，書法造詣已經登堂入室——

　　成都市人民公園內西邊，有一座高聳入雲的碑塔，巍峨雄偉，蔚為壯觀。碑塔四麵，是由當時四川四位有名書法家趙熙、顏楷、吳之英、張學潮各以不同字體書寫的十個大字：“辛亥秋保路死事紀念碑”，鐫刻蒼勁秀逸。

　　這個紀念碑，就是1911年四川人民引為自豪的“保路運動”曆史見證。

　　據了解，這座方型碑塔，高31.85米，碑座四周，塑造有鐵路火車浮雕圖案，並注有“民國二年建造”字樣。紀念碑建成後，吳之英被推薦在碑上題字。而他則很快就把字寫好了，並交給來人送到成都，對於送來的500兩銀子“潤筆酬勞費”，吳之英卻分文不肯收取。

　　如今，這座豐碑在成都人民公園已經矗立上百年。1988年1月13日，保路運動紀念碑經國務院批準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通儒碩學”著述等身

　　吳之英在講堂上充分展現出他的橫溢才學。此時的吳之英不僅是傳道授業的經師，更成為了學生們眼中有著良好師德的典範人物。

　　吳之英的弟子、近代著名書法家謝無量結聯評價說：“自王伍以還，為人範、為經師，試問天下幾大老；後楊（雄）馬（司馬相如）而起，有文章、有道德，算來今日一名山”，極力推崇吳之英的學問和人品。

　　而吳之英的老師王闓運也讚譽說：“諸人欲測古，須交吳伯朅……之英通《公羊》，精《三禮》，群經子史，下逮方書，無不賅貫。”

　　1913年，吳之英因體弱多病，上書四川都督尹昌衡、張培爵，辭去國學院院正職務。臨行前，慷慨解囊，捐獻了薪金九百元(大洋)，資助學院辦學。

　　回到家鄉名山後，吳之英倡導開辦名山新學，又以多病之軀擔任縣教育會會長和本縣第一任高等小學堂校長，1918年卒於任上。吳之英去世後，名山學校師生和鄉人開了隆重的追悼會，許多文化名人也趕來悼念吳之英，極一時之盛。由於吳之英對名山教育作出了巨大的貢獻，1921年，當時的四川省主席劉湘專門派人送來一塊“通儒碩學”金字匾予以褒獎表彰。

　　如今，“通儒碩學”這塊匾額仍然完好地掛在吳之英故居門楣之上。

　　據相關檔案資料記載，吳之英一生著述頗多。他不僅是古典蜀學的集大成者，對儒家經典《十三經》中的9部有研究著作，更是古典蜀學的“終結者”，在新學興起和傳統國學之間，見證了它們交替性的變革，並給古典蜀學劃上了一個休止符。

　　1918年他逝世後，他的次子吳銑等鬻產並集資，於1919年至1920年冬，選取編刻成《壽櫟廬叢書》10種73卷，約200萬言刊行於世。包括《儀禮奭固》、《禮器圖》、《禮事圖》各17卷，《周政三圖》3卷，《漢師傳經表》1卷，《天文圖考》4卷，《經脈分圖》4卷，《文集》1卷，《詩集》1卷，《厄言和天》8卷，均由吳之英的弟子顏楷奉題書名。

　　此外，已散失的著作有《諸子矞卒》15冊，《中國通史》20冊，《公羊釋例》7冊，《小學》4冊，《以意錄》4冊，《蒙山詩鈔》1冊，《北征記概》1冊。

　　雅安日報/北緯網記者  羅光德